隐形的父亲 3

年尾假期时，我们还没等至年尾假期，便迫不及待地一考完试，即搭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奔至吉隆坡，并在二姐介绍下的面包店当收银员。虽说是收银员，但除了点算付款、找钱，还包揽许多工作，包括扫地抹地、清理厕所、烘蛋挞、煮椰浆饭、制作三文治等。这份工作可以算是一人身兼多职，怪不得听二姐说，之前的员工做不到一个月便陆陆续续受不了劳累而辞职。对我们而言，为了月薪七百多令吉，再苦再累也得做。当时的七百多令吉，在我们眼中是个天文数字，因为这已足够我们缴第二年开学的学费，还可以交补习费、买文具等。

第二年准备开学的前一天，做完工后才搭公共汽车回家。回到家，已凌晨一二时了，第二天早上，还得睡眼惺忪地上课。一到了假期，即使仅是短短的一周开斋节假期，我们一定如期赶往吉隆坡开工。在那年我们所赚的薪金，虽仅有千余令吉，但已足以承担我们在那两年（高中一及高中二）的生活费。

考完大马教育文凭后，翌日又风尘仆仆赶至吉隆坡与二姐会合。在她帮忙下，我们在餐馆当服务员。月薪仅有八百余，但我们仍如期给家用二百令吉，希望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大约半年后，在一个小学老师的鼓励下，毅然选择从事教育工作。成功被师范学院录取后，即在师范学院受训三年。坦白说，选择在此就读的原因，不外乎为了政府每个月发派的津贴。虽仅有五百余，但省吃俭用下，还是绰绰有余，每月还可定时给一百令吉的家用。

回顾整个童年，难免会醒悟到父亲竟然一直在扮演隐形的角色，可有可无。曾经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时，非常憎恨父亲。尤其有一次他在赌输钱后，当我是出气筒，而借故对我拳打脚踢。在那段时期，与他开口说话的次数少之又少。但，在踏足社会若干年后，这份藏在多年的怨恨逐渐减少，只因我明白自己越恨一个人，心的负担越重，人也不会快乐。

近年来，回家乡时，发觉到父亲改变了许多，减少赌搏，留在家的时间多了，也不再像往常般一贯的大男人主义。肚子饿了，会自己煮面。吃了饭，会自己洗碗，甚至主动开口驾车接送我们。虽然父亲的改变是迟了些，但我们全家人察觉后，仍深感欣慰。